1886年张之洞镇压海南“黎、客叛乱”，派冯子材率军入琼，大批文武官弁染上“瘴病”，死亡超过2000人，击毙“匪徒”至多300名，可谓虽胜犹败。从张之洞档案及西方医生记载，可断定此时海南流行的是蚊子传播的疟疾。人类依靠科学进步可抑制蚊子的危害，但根绝蚊媒传染病还不现实。

“瘴病”是什么病？

“瘴”是什么？历来文献记载纷纭，模糊影响，未能精确描述。从现代医学观点看，历史上的“瘴病”“瘴疠”，指一种或多种南方恶性流行病，如疟疾、霍乱、各种“热病”，具体时间地点有不同病种，不可一概而论。

古代文献很早就有南方流行病、疫症的记载，笼统称为“瘴疠”“瘴毒”。《后汉书·南蛮传》记载，顺帝永和二年拟派兵征日南，大将军从事中郎李固言：“南州水土温暑，加有瘴气，致死亡者十必四五。”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认为，伏波将军马援征五溪蛮时病死，即遭遇“瘴毒”。杜甫有诗“江南瘴疠地，逐客无消息”，反映中原人士对南方“瘴疠”的恐惧想象。“瘴疠”究竟什么成因，中国古人固然不解，古罗马人也殊途同归，“malaria”最初的意义是“有毒空气”，后来才指称“疟疾”。

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，人们对“瘴病”的认识逐渐加深，认定主要是疟疾等蚊媒传染病。近代科学研究表明，疟疾通过按蚊传播。一般疟疾患者脾脏肿大，感染恶性疟者表现为强烈的寒热交替，病人若得不到及时治疗很快死亡。大航海时代，欧洲人在南美找到可治疗疟疾的金鸡纳霜（奎宁）。1852年，荷兰人将金鸡纳树移植到南洋爪哇，从树皮中提取金鸡纳霜。由于实现了工业化生产，到1873年金鸡纳霜供应充足，价格降低到穷人都用得起的水平。（张箭：《金鸡纳的发展传播研究——兼论疟疾的防治史（下）》）金鸡纳霜并不是最理想的治疟药物，有一定副作用，但在19世纪、20世纪上半叶，是对付疟疾效果最好的药剂。后来，屠呦呦等中国科学家经过多年艰辛研究，成功提取出“青蒿素”，被誉为抗疟神药。

1885年到海南行医的康兴利医生（H. M. McCandliss）回忆道，他与传教士冼基善发现，当时海南要对付的最严重疾病是疟疾。在他们居留的11年里，常把奎宁药瓶放在桌子上，以便随时使用。（康兴利：Medical Experience During Forty Years in China）1937-1938年，行政院卫生署专家姚永政率领团队对海南五指山区的陵水、宝亭、昌感等县进行调查，证实海南疟疾由按蚊传播。（林诗泉编著：《海南医学史研究》，海南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36页）1972年，屠呦呦曾到海南工作半年有多，进行青蒿素新药治疗疟疾的临床试验。

1886-1887年海南流行的“瘴病”主要是疟疾，此时广州、香港已可随时买到金鸡纳霜，但张之洞、冯子材对海南“瘴病”的认知不足，耽误了官兵的治疗，致使大批人员无辜牺牲。

海南黎、客骚乱

海南族群情况颇为复杂，除“原住民”黎人外，有明代到来的闽南移民，有老客（清初移民）、新客（同治间移民），还有一些苗人。闽南人占领滨海地带、河谷，黎人被迫迁到高山上，双方的争斗从未停息，在汉文史料上呈现出此起彼伏的黎人“骚乱”。咸丰年间，广东肇庆府、广州府属发生激烈的土客械斗，一些客家人被官府安插到海南，这些“新客”也时常扰乱。清廷官员将扰乱的黎人、客家人贬称“黎匪”“客匪”，不少学者将1886年海南骚乱合称“客、黎叛乱”或“黎、客叛乱”。笔者认为，“叛乱”用词过重，“骚乱”“扰乱”比较符合实际。官府只看到黎人出山伤人、劫财的一面，并不了解在此之前被坑害、压榨的另一面。官府袒护汉人，因为他们是朝廷“编户齐民”，乖乖纳税、服劳役，是官员衣食所资，也是主要依靠对象。以上只是粗枝大叶的背景介绍，实际情况复杂得多。“黎族”是解放后民族识别确定的名称，本文论述的是晚清时期，仍称之为“黎人”。

黎人女性

两巨头之死

张之洞决心平息“黎、客骚乱”，未出兵已折两员大将。

朝廷在海南的统治势力，可分为军、政两个方面。军队最高官员是琼州镇总兵；政务系统最高官员则是雷琼道，管辖雷州府、琼州府共十六州县，常住琼州府城（即琼山县城）。当张之洞准备展开其“剿黎”“剿客”行动时，军、政两巨头相继“瘴故”，让他方寸大乱。

1886年初，张之洞以原署琼州镇总兵刘成元不太得力，无法平息“黎、客匪滋事”，调张得禄署琼州镇总兵。张得禄（1836-1886），直隶天津人，由武童于咸丰三年投效军营，历著战功，同治十年授高州镇总兵，曾署潮州镇总兵，1883年回任高州镇总兵。1885年初，因法国军舰封锁北海，有窥伺钦廉迹象，张得禄缺乏水师经验，调省会办营务处。张得禄莅任海南约8个月，“积劳染瘴”，于10月7日亡故。（1886年10月17日《申报》）

原署雷琼道王之春，因在中法越南勘界事宜中表现出色，调署广东督粮道，名义上是平调，但前者甚苦，后者极肥，不可同日而语。复任的雷琼道崇绚于1886年9月13日抵琼，9月21日接印，10月17日“因病出缺”，上任不到一个月。崇绚（1830-1886），正蓝旗蒙古人，大学士塞尚阿第四子，咸丰元年在礼部员外郎上行走，光绪元年经神机营奏保以本院郎中无论满蒙缺遇缺即补，光绪四年补授王会司郎中，八年八月简授雷琼遗缺道发往广东，光绪九年补雷琼道，不久丁忧回旗，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复原官。雪上加霜的是，崇绚夫人第二天也追随其夫于地下。（1886年11月9日《申报》第2版）报章没有披露崇绚病因，但夫妻两人相继死亡的迹象表明，他们感染疟疾的可能性最大。

两个军、政最高官员相继“瘴故”，相距只有10天，这使张之洞下了最后决心，请冯子材出山。1885年6月中法战争结束，冯子材对广西提督苏元春十分不满，借“钦廉边务督办”任命下来之机回钦州休息，至此已一年有多，静极思动。他获悉海南黎、客扰乱的动态，向张之洞主动请缨，愿率领大军入琼，镇压“黎匪”“客匪”，再立新功。连折两员大将，让张之洞领教了海南“瘴疠”的厉害。他的考虑是，冯子材多次出关赴越南“剿匪”，部下都是钦廉子弟，应该比较“耐瘴”。受制于当时的认知水平，人们认为“瘴病”出于“瘴气”，钦廉与海南同属“烟瘴”地区，预计萃军应该能适应海南的环境，不存在“水土不服”情况。事后证明，海南黎区流行的恶性疟毒性极强，张之洞、冯子材对此估计不足。

冯子材

惊人的“非战斗减员”

“中研院”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苏云峰是海南崖县（今三亚）人，为研究张之洞的重要学者。他曾写成《张之洞与海南，1884-1889》长文，依据张之洞奏折称：“此役，官军前后动员勇营三十三营约八千人，从四方进剿深山客黎，为期十个月，耗饷数十万，损失也甚惨重。统计‘阵亡瘴故’之文武职官员弁，共三六二人，各营兵勇一千数百人。所获战果是击毙悍贼二百馀名，生擒二百余名，掳获枪械、牛只、谷米无数。这些对官军的损失而言是微不足道的。”

张之洞奏折可能有意压低了数字。1887年底，胡适之父胡传对海南黎区作实地考察，其日记留下了基层官员洪范卿的叙述：“此次用兵，东西二路杀贼不过三百馀名，而我军官弁勇丁瘴故者至三千馀人之多，可叹也矣。”（胡传：《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》）换言之，双方“战损比”超过10：1，官军虽控制了局势，但付出10倍以上伤亡的代价，这场仗虽胜犹败。

据笔者粗略统计，1886-1887“剿黎”行动中，至少有如下高级军官牺牲：总兵（正二品）2位，琼州镇总兵张得禄，琼军前营帮带、记名总兵易荣华；副将（从二品）2位，琼军右营帮带、衔副将刘德森，琼军选锋营管带朱廷栋；参将（正三品）2位，萃军中军副将衔参将帮带黄秉朝，花翎副将王光发；游击（从三品）3人；都司（正四品）7人。

瘴故的还有文官、文员。这些人除军队幕僚外，有一些是以文职带兵，举其重要者：候补道（正四品）杨玉书，候补知县（正七品）陈治安、陈烈、罗家泰、石佩琼、陈仕，拣选知县拱觐枫、汪澍。

令张之洞最为心痛的是候补道杨玉书。杨玉书（1836-1887），字次麟，四川华阳人，淮军名将杨鼎勋叔父。杨鼎勋早年为湘军鲍超麾下悍将，同治元年转投淮军，以功擢总兵，从程学启克复苏州，加提督衔，同治四年以克复漳州功授苏松镇总兵，又从郭松林“剿捻”，因旧伤复发去世，赠太子太保，谥“忠勤”。

张之洞1874-1877年任四川学政，十分赏识杨玉书。杨氏因多次军功保举得候补知府，1877年中举后分发山西。1881年张之洞抚晋，师生重逢，格外亲切。1884年，张之洞将杨玉书调到广东，负责组织援台。杨氏发现辜鸿铭人才难得，推荐入幕。1886年冬，张之洞派杨玉书协助冯子材，“总理营务兼总办抚黎开山事宜”，寖寖大用，不料感染疟疾，一病不起，1887年5月去世。两年后，张之洞创办琼州昭忠祠，祭祀为海南平乱、开发而牺牲的官员，将杨玉书置于首位，可见他在张之洞心目中的分量。

民国海南疟疾调查

电报人员“瘴故”三百多人

为及时掌握前线动态，张之洞、盛宣怀组织敷设琼岛电报线，除永久性的电报线路外，还给冯子材配备临时的“行军线”，萃军总部移到哪里，行军线就拉到哪里，需要很多电线工。这些电报人员深入黎峒，普遍受到蚊虫叮咬，染病率极高。1887年4月，张之洞收到福军营官孙鸿勋的电报：“电工病九成，俱撤出。”学者贺喜引述盛宣怀档案称：“随着开路以及从海口将电报线展至黎峒各处，至光绪十五年，约有三百三十余人殒身瘴域。”（贺喜：《从黎人到黎族：海南五指山民族志的再认识》）电报施工人员属于盛宣怀管辖的中国电报总局，不算张之洞部下。如将这330多人与张之洞奏折的“瘴故”人数相加，总死亡人数应该超过2000人。

郑观应胞弟郑官寿，是从上海派出的电报生，也牺牲于此役，具体时间为1887年2月16日。郑观应《盛世危言后编》经夏东元先生整理后作为《郑观应集》下册出版，内有一篇《上粤督张香涛制府并倪豹岑中丞拟抚琼黎暨开通黎峒山川道路节略》，年份标为“光绪甲申年”（1884年），正文中有“胞弟官寿奉冯宫保札谕安设全琼电线，亦感瘴气而卒”字样，应为1887年后添加。此例表明，《盛世危言后编》所录旧文在民国初年作过修改，部分文章仍保留原稿年份，造成巨大的“学术陷阱”。有些学者根据《盛世危言后编》标注年份，认为郑观应某年就提出某项主张，这种论断十分危险。若年份不准确，则赞美无意义。

张彪大难不死

张之洞亲兵张彪从海南死里逃生，日后享尽富贵。

张之洞在山西时，最宠信的军官是张福启。张福启原无官职，曾在剿匪行动中有所表现，张之洞越级把他题补宁武营都司，被兵部驳回，将保案改为“以守备尽先不用，俟补外委后再按守备官阶序补”。按清代绿营官制，都司正四品，守备正五品，把总正七品，外委（候补军官）从九品至正八品，属于“不入流”。换言之，张福启连“不入流”都不是，只是个“大头兵”，居然要将他题补四品都司，可看出张之洞急于栽培他。移任两广总督后，张之洞把张福启调到广东，统率亲兵100名，“常川驻辕听候调遣”。

为给这些亲兵提供升官机会，张之洞曾安排张福启到广西参加中法战争，从战绩奏折看，似乎没有亲历战阵，只在龙州大本营呆了一阵子，就让广西提督苏元春列入保案，然后奏请“免补外委、守备，以都司留粤尽先补用，并加游击衔，注册序补”。咸同兵事大兴，形成“督抚权重”的局面，有个“权责相应”的原理在起作用。中枢既无法筹拨军饷，依靠督抚“就地筹饷”，相应地要让出用人、黜陟之权，形成督抚私人势力。督抚冒保、滥保亲信戚属以谋私市恩，已成为官场惯例。吏部、兵部对军功保举，大体是照单全收、个别驳回。可以说，张之洞此举也属于“滥保”之列。

1886年秋，张之洞让张福启率亲兵到海南参加“剿匪”。冯子材“情商”较低，不懂这些人是来“镀金”的，竟将亲兵队编入第一线，深入黎峒，染病者极多。1886年11月，张福启感瘴病倒，张之洞得到消息，特发电报加以抚慰，同时要求冯子材派人护送他“回省调治”，“能就道即速归。”不幸的是，次日张福启在途中病故。

亲兵张彪也跟随张福启到海南，幸运地逃脱这次大自然的“淘汰”，顺利回到广州。也许出于一种“移情作用”，张之洞从此特别照顾张彪，把他带到湖北，一步步提拔至湖北督标中军副将、第八镇统制。武昌起义时，高升至湖北提督的张彪曾率部与起义军作战，战败后携巨金到天津作寓公，构筑“张园”，后借给溥仪为宅邸。

张彪

金鸡纳霜与福音医院

丹麦人冼基善（Carl C. Jeremiassen, 1847-1901）早年为粤海关服务，负责驾驶缉私舰艇，后入广州博济医院，跟随嘉约翰（J.G. Kerr）学医，1881年赴海南独立传教，后加入长老会，在海口、儋州那大建立传教基地。1885年，长老会派遣受过正规医学教育的康兴利来到海南协助冼基善。康兴利在海口盐灶村兴建楼房，此后逐渐发展为福音医院，为海南人民医院门诊部前身。

海口福音医院的护士

候补道方长华率领的琼军驻扎于那大，手下有不少士兵感染疟疾，方长华请冼基善帮助治疗。冼基善将感染士兵隔离在独立的房子里，然后用药治疗，事后琼军士兵大都康复。从康兴利的回忆可知，他主要使用金鸡纳霜治疗。

冯子材对海南“瘴病”的性质判断有误，认为“瘴”不是疟疾。当时，广州的西医生（可能是嘉约翰）向张之洞建议采用金鸡纳霜治病。1887年5月3日，张之洞去电：“西人云，金鸡纳霜每日人服一次，可以预治瘴疠，望告各营各员酌服。”数天后，冯子材覆电：“查金鸡纳霜系截疟之药，似难治瘴，况各营多患热证，惟清凉解暑各药与病相宜，请勿买纳霜，但多买凉药解来为盼。”冯子材认为海南当时流行的“瘴病”不是疟疾，仍然要求提供清凉解毒的中草药，耽误了病员的治疗。各人免疫力有别，有人不怕疟疾，有些人感染后仍可康复，有些人则一命呜呼。

瘟疫与瘴疠

古人科学知识有限，人们把北方的传染病流行叫做“疫”“大疫”“瘟疫”，而将南方地方性传染病流行叫做“瘴疠”。两者病种有别，但性质上一致，都是致死性传染病，只不过前者流行一段时间内后会自然消失，后者则长期“驻留”。对于南方地区性传染病，经过遗传基因的“优胜劣汰”，本土人士有一定抵抗力，对新的外来者则比较凶险。为解释“瘴疠”产生的原因，产生了“瘴气”一词，附会到南方的“山岚瘴气”，认为南方水土、空气有“毒”，这种偏见不符合科学原理，是一种污名化。

从民国开始，专业机构对南方地区传染病作了多次调查研究，证实近代流行于西南、岭南的“瘴病”实际是蚊媒传染病，主要是疟疾，由蚊子传播。蚊子幼虫多在不流动的水面孳生，成蚊则隐藏于阴暗角落，故灭蚊是减少传播的方法之一，但不是唯一方法。

经过数代卫生工作者的努力，我国已基本消灭了疟疾，但仍有其他蚊媒传染病不时小规模发生，例如登革热、最近流行的基孔肯雅热。从生物学、生态学眼光看，蚊子不可能完全消灭，抑制传染病的合理措施是多管齐下，既清理蚊子孳生的积水，也采用其他措施减少蚊子叮人的机会。使用过多化学药品灭蚊，会破坏生态环境，对人类、宠物的健康将产生不良影响。